在中国建构法治社会为何如此步履维艰？这是个困扰了几代法学家的问题。不可否认，他们孜孜以求，劳心劳力，提出了很多富有洞识的学术解释。但我想，如果我们仔细解读一位近代法律人的生命史，走进他的内心世界，或许也会找到一种“可能”的解释。
众所周知，对社会的研究，不能简单地“分解”为对每个个
谢铸陈（1883-1960），即谢健（字铸陈），祖籍四川荣昌，出生于贵州贵阳。早年接受传统教育，并初涉新学。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负笈扶桑，主攻法政，凡6年。宣统元年（1909）回国，任法政教员、司法官等职。北洋政府时期，谢健先后任司法官、律师、县知事等职。国民政府成立后，谢健在国民政府文官处、司法行政部和考试院任职。1938年为参政员，1942年以后重操律师业务，1949年去台，继续执业律师，1960年去世。《谢铸陈回忆录》是谢健口述，由其友人笔记、整理、校订而成。在谢健看来，写回忆录的目的是为后人留下史料，“藉以充稗官野史之资料，供世人茶余酒后之谈助”。
年青时期的谢健，身处清末民初大变革的历史时代，和同时代的许多年青人一样，他认为可以通过学习西方（包括日本）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，而法律知识无疑是达此目的的重要工具。谢健还深信，研习法律，可以维护社会秩序和伸张正义，他曾说：“我旦夕所磨砺以须者，亦有‘正义之剑’，问谁有不平之事，此剑非他，法律是也”。可以说，此时的谢健认为法律知识不仅可以提供他一生的谋生职业，而且是值得信仰的“正义之剑”。知识与信仰是契合的。
然而，时局的动荡，社会的失序，深刻影响了谢健的法律职业。综观他的一生，职业角色何其之多，或为法政教员，或为司法官（推事、检察官），或为律师，或为行政官（县知事、国府秘书、考试院官员、司法行政部次长），或为参政员，等等。职业转换也甚为频繁，有的一种职业角色还有数度进出，如为司法官，就有三度出入（1910－1911年在武汉、1912－1913年在上海、1914－1915年在湖北襄阳）。法律人职业的多变与反复，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动乱，未能为法律人提供较为稳定的从业环境，同时也反映了许多司法职业，如司法官职业，对法律人群体来说，没有多大的吸引力，反而是律师职业――法律自由职业者，成为很多法律人的归宿。谢健生命中执业时间最长、并成为最后职业归宿的正是律师职业。
在这样的时局境况和人生职业变动中，谢健心中对法律知识是否值得信仰不免产生怀疑。不过，怀疑归怀疑，现实生活不能不过，法律知识作为一种谋生工具，谢健是无法舍弃的。
个人生活的不幸，也是谢健内心世界变化的重要原因。1921年谢健任湖北黄陂县知事，任期内于公务“无所建树”，但私生活“却发生了极度的变化”，妻子病重，谢健常为之求神问佛，渐懂佛学之门径。佛学――一种似乎与法律知识相悖的“知识”―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“入侵”他的内心世界。谢妻于是年腊月去世，谢健极度悲痛，曰：“缘于世法上之情变，我悲痛欲绝。感人生之空幻，悟佛法之宏深”。在此情境与心境之中，精神的“鸦片”自然是非常需要的，它给谢健心灵上的慰藉与寄托。这使得谢健与法律知识逐渐貌合神离――依然靠法律知识谋生，但内心已与之渐行渐远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促使谢健皈依佛门过程中，作用最大者是中国近代佛学大家太虚法师。当时太虚在各地“巡回演讲”布道。1922年太虚被时任黄陂县知事的谢健邀请到该县宣讲佛法，“民众空巷来观”，影响甚大，“外道受此影响，亦多改信佛教，道士纷纷削发为僧，各乡镇并成立念佛堂十余处”。谢健不久即皈依佛门，受戒为居士（太虚门下）。此后，谢健积极参与太虚领导下的许多佛教活动，绵及20余年，在佛法交流与私交方面，都与太虚关系甚笃。1947年3月17日太虚圆寂时，谢健陪伴在侧，悲痛万分，云：“我自先妻至游殁后，多年未为任何人哭泣，今则不能忍矣，痛哉。”简言之，谢健与“佛”结缘，缘于悲凉的人生境遇，也与时局境况相关，同时得益于太虚这位“媒介冰人”。
在跌宕起伏、波谲云诡的近代中国，作为一位法律人，谢健的一生与法律知识“剪不断，理还乱”，法律知识在其生命中的重要地位，不言自明。即使中年皈依佛门后，他依然离不开法律知识，皈依之后所选择的职业，或多或少还是与法律有关，特别是律师职业，从事该职业一直到他撒手人寰。但此时的法律知识对谢健来说，仅是一种谋生手段――谋“一口饭”而已，不及佛学在其生命中的地位了。这可从谢健晚年的感言中获知，他说：“历年我为律务出庭，常仆仆于台北、台南、新竹、台中、嘉义、高雄、屏东道途，昼夜不分，风雨无阻，意义何在，一言以蔽，鸡鹜争食而已。”
此情此景，我们无法确定谢健心中是否失去了对法律的信仰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法律不再像佛学那样能慰藉他的心灵，而慰藉他的心灵的是宗教。他曾明确说道：“民国十年后，觉解脱世间痛苦，法律有时而穷，乃又转而求助于佛法，欲为此娑婆世界，另辟境界，自度度人，同登极乐，誓愿虽弘，根基有限，但求我佛慈悲耳。”
1960年2月13日，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不很起眼的人物，在台南撒手人寰。在谢健弥留之际，后人无法确知他在想什么？可能是想起早年负笈东洋的经历；可能是浮现着数十年的职业生涯：或为法政教员，或为司法官，或为律师，或为行政官，或为参政员等；也有可能是，在经历了多年的“身世茫茫老病贫”之后，想象起了虔诚皈依的佛教所描述的西方极乐世界。不过，谢健回忆录的结语是他的一首“佛诗”，诗云：
今年七十一，不复事吟哦。看经费眼力，作福畏奔波。何以度心眼，一句阿弥陀。行也阿弥陀，坐也阿弥陀。纵饶忙似箭，不废阿弥陀。日暮正途远，吾生已蹉跎。旦夕清净心，但念阿弥陀。达人应笑我，多却阿弥陀。达又作么生，不达又如何。普劝法界众，同念阿弥陀。
以此不难推测，佛学多半已经占据了这位法律人的内心世界了。
言及近代中国法律人与宗教的纠葛，不能不提及中国近代法学名家吴经熊――“一位跨越东方和西方文明的奇才”、“二十世纪真正享有世界声誉的中国法学大家”。就是这样一位法律人，在面对传统与现代、西方与中土、法意与人情、理想与现实等等的矛盾与纠葛时，“当法律不足以慰藉心灵时”（许章润语），于法律人生的壮年时期（或学问，或实务）皈依了天主教，从此疏远了他早年所热衷的法律事业，转求茫茫的上帝与内心的宁静。吴经熊如此，谢铸陈又何尝不是如此！中国近代诸多的新式知识分子又岂能例外！
傅斯年（孟真）就曾对胡适说：“我们思想新，信仰新；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；但在安身立命之处，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。”胡适深表同感，说：“孟真此论甚中肯。”（见余英时：《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》，三联书店2004年，第165－166页）。胡适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倡导新学最热心的人，但他“安身立命之处”还是传统的，唐德刚就曾指出胡适是“三分洋货，七分传统”。由此可见，面对“新学”与“旧学”、现代与传统、知识与信仰冲突的旋涡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何种程度上实现“软着陆”，着实是个问题。
在传统社会里，士人（读书人）所接受的经籍教育，多半可以内化为他们心中的信仰，并外化为他们的言行举止，知识与信仰基本上是契合的。然而，伴随着西方文明扩张而来的“新学”，未必具有让现代读书人皈依信仰的亲和力，这就可能使他们的知识与信仰发生分离，呈痛苦状。从此角度考虑，现代（多半是西式的）的法政知识，未必能给人以内心信仰。身外的“谋生器具”与内心的“安身立命”发生分离，近代中国法律人产生的心灵困惑，或多或少与此有关。
“法律必须被信仰，否则它将形同虚设。”法学家伯尔曼的名言揭示了法律与信仰的内在关联，但值得补充的是，这一命题在近代中国的展开则与“西方”的入侵和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命运密切相关。诚如梁治平先生所言：我们的现代法律制度包括宪法、行政法、民法、诉讼法等许多门类，它们被设计来调整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，为建构一个现代社会奠定基础，同时，它们也代表了一种精神价值，一种在久远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传统。问题在于，这恰好不是我们的传统。这里不但没有融入我们的历史，我们的经验，反倒常常与我们“固有的”文化价值相悖。于是，当我们最后不得不接受这套法律制度的时候，立即就陷入到无可解脱的精神困境里面。一种本质上是西方文化产物的原则、制度，如何能够唤起我们对于终极目的和神圣事物的意识，又怎么能够激发我们乐于为之献身的信仰与激情？我们并不是渐渐失去了对于法律的信任，而是一开始就不能信任这法律。
在中国建构法治社会为何如此步履维艰？近代中国法律人内心世界的知识与信仰的分离，或许是一种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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